的国策拖垮工党

  1. 奇迹——首相一职中的“三连冠”

  撒切尔夫人不愧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实用”和“功利”,并毫无通常的贬义在内,而只是表明“铁娘子”善于以卓越的战略眼光把握机会,蓄势待发,将斑斓的事业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毫无疑义的是,她对待竞选也正是本着这一准则行事的——不断地与工党顽强争夺,“使工党作为一支选举力量从英国政治中消失掉。”撒切尔夫人的抱负是,在战后的新时期做丘吉尔没能做的事,竭尽全力,把工党执政时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影响“推回去”,用“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拖垮工党。因此,我们不妨说,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进同工党的斗争,正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

  1987年5月11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撒切尔首相决定把1988年应届大选提前到1987年6月11日举行。按照惯例,女王于同日将大选日期谕知全国人民。

  观察家不难看出,撒切尔夫人敲定的大选日期是十分适时的。想当年,她利用福克兰群岛胜利的声浪,不失时机地突然宣布提前大选。结果,“铁娘子”心想事成,第二次连任首相成功。这次虽然缺乏战胜者那如日中天的威望,但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和她在国际舞台上那十分活跃、牵挽三方的大国领袖形象,确实为她创下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8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情况确实有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转机:国内的经济增长率是2.6%,英镑走势稳中有升,股价一直上扬,利率开始下降,通胀率几年来基本控制在3.9%左右,制造业形势大好,购销两旺,生产率的提高居西方各国之冠。经济情况明显改善,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4.2%,国内市场上出现了“借贷繁荣”到“消费繁荣”的双喜景象。英国政府于1985—1986年财政年度的税收总额超过了上一年度的8个百分点,私有化政策为政府广开了财源,净增了50多亿英镑。总之,从1982年起,英国经济摆脱了“低谷”徘徊的怪圈,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仅次于远东的日本。尽管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些负面因素,诸如:失业人数始终居高不下,全国维系着300多万的失业大军;制造业虽然欣欣向荣,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南富北贫,国家经济的发展颇不平衡,等等。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撒切尔夫人在第二任首相期间的总的经济形势,的确是逐年看好的。

  在国际舞台上,撒切尔首相以其精明和胆识拓宽了英国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以其直来直去、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在欧、美、苏三方关系中扮演了一名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沟通与协调角色,发挥了新时代中不同凡响的影响。论者以为,这是自丘吉尔以来,任何其他首相都是做不到的。

  早在1986年保守党在伯恩茅斯举行的年会上,撒切尔夫人在准备演讲稿时,就着眼于来年的大选而颇费精力。她对自己的幕僚说道:

  “我必须总结以往历次演讲,但又不能简单地加以重复;我必须提出一个能在下几个月中燃起人们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

  而什么才是“燃起人民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呢?

  其实,这个主题也就是在大选中锁定的基调。经过撒切尔夫人的仔细斟酌及其同僚们的精心设计,最后商定了两个核心主题:其一是全面讲深讲透保守党经济政策所结下的硕果,即国内经济的逐年繁荣;另一是坚持英国要有自己独立的核武库,猛烈抨击工党的片面核裁军政策。

  进入1987年后,英国国内的竞选气氛日益浓重。但保守党正式拉开竞选架势则是在当年的5月15日之后,即在宣布全国大选的4天之后。为了有效地推动大选工作的顺利进行,撒切尔首相于5月23日成立了“一级策略组”,把前两次大选中与她一道战斗过的亲信和高参们(如戈登·里斯和塞西尔·帕金森等)召集拢来,开了个“紧急会议”,制定了有关“控制这次大选局势”的策略。

  5月24日,撒切尔夫人终于找到了大选中的头一个突破口,因为这一天工党领袖金诺克在一次早间电视谈话中说漏了嘴。他说面对苏联武器的威胁和核恐怖的阴影,英国别无选择,只能用游击战来抵御。于是保守党立即抓住他的这一失言,不失时机地展开了火力凶猛的攻坚战,从而扭转了前一阶段竞选时两党相互拉锯的局面。撒切尔首相进一步阐述她在上一年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的核心主题之一——用密集火力攻击工党的无核防务政策,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铁娘子”痛斥了工党的防务政策是“向苏联摇白旗的政策”,指责“工党的英国将是中立主义者的英国,这恰恰是40年来苏联蓄意谋求的最大利益”,金诺克将使苏联轻易得手,“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它”。

  为了营运对策,变被动为主动,工党于5月28日随即转换辩论主题。他们把火力集中在人身攻击上,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来贬损撒切尔夫人的人品。金诺克攻击撒切尔政府压缩公共开支,造成社会福利经费的不足,以致某些与人民利益息息攸关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部门的服务质量下降,他抓住这些事实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一名手疾患者,此人去年夏天不幸罹患的手疾与撒切尔夫人的手疾完全类似,但首相的病很快就给治好了,而这一平民却还在耐心地等候动手术。按照预定计划,工党准备在大选将剩下一周多一点时间内就这一问题对现任首相大兴问罪之师,给她的“仕宦人格”进行一次大曝光。不想工党的这一招反而弄巧成拙,在这次大选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似乎引不起广大选民的兴趣,反而招致了他们的反感。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未来首相人选的个人魅力、国内政绩和国际形象,而这三方面撒切尔夫人都兼而有之,而且高居榜首,因而工党这“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也只落得个“无济于事”、掀不起大浪的结局。

亚洲必赢,  针对工党的这一人身攻讦,撒切尔夫人初闻之下,虽然十分恼怒,但从大选的这一“大局”出发,她还是强忍在心,不予计较。但在爱丁堡的一次集会上,“铁娘子”总算找到了机会来“后发制人”了。她在集会上大声疾呼道:

  “工党正打算使用人格攻击,这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可是,人格攻击代替不了政策,它只能暗示对方的慌成一团。不管怎样,这种攻击对我毫无影响。恰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如果你受不了热度,那就请离开厨房。’主席先生,经过了8年热炉的历炼,我想我完全可以说:我将能更全面地把握和协调,这个热度我也完全可以忍受。”选民们从“铁娘子”的这次演说中不难看出她那政治家的宽博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其实这也是对工党攻击的最有效回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至于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金诺克如与撒切尔夫人相比,那就更是小巫之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了。同在1987年,撒切尔夫人的国际“造势”,就比金诺克要辉煌、有力得多。“铁娘子”牵挽三方,协调了英、法、德三国在消除欧洲中导问题上的立场。而同年3月28日撒切尔夫人访苏和随后的访美,都清晰地凸显出她那“世界人物”的光圈。与撒切尔夫人在这一系列出访所赢得的“满分”相反,金诺克也曾去美国推销他那“无核防务”,结果受到了冷遇,美国总统里根也仅“礼仪式地”接见了他半个小时。总之,1979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表演,赋予了撒切尔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为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角逐中大吹了“东风”;相形之下,工党领袖金诺克只能敬陪末座了。

  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经贸发展中,舆论传媒一直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撒切尔夫人自1979年执政以来,对新闻界始终十分重视。在第一届首相任期内,她曾将英国的几家大报(如《每日邮报》、《星期日快报》和《太阳报》等)编辑给女王提名,为他们晋升爵士封号。平时,“铁娘子”也很注意与报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面临大选的关键时刻,报业托拉斯和电视频道就都站到了现职首相一边,给了她以最密切的配合。这一切,对撒切尔夫人赢得第三任首相大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紧锣密鼓的对垒双方的拼杀后,保守党显然雄踞上风,取得了民意测验中的稳定优势。1987年6月11日,英国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在下院的650席中夺取到了375席的多数,虽说比上次大选的1983年减少了43席,但还是一马当先,独占鳌头。

  在大选结果揭晓的那天早晨,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丹尼斯双双出现在保守党总部大楼的正面窗口。在窗外欢呼的人群的众目睽睽下,喜出望外的“铁娘子”从窗口伸出右臂,叉着3个手指,向欢呼雀跃的支持群众致意,表示这是“第三次连任”。楼下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又一个五年”的欢呼声也如春雷滚滚,响遏行云。

  与撒切尔夫人欢庆胜利的同时,工党领导人金诺克不得不承认自己业已败北: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只拿到了229席。在好不容易熬到的五年一度(按:实际上英国大选日期都视形势对执政党是否有利而经常提前)的逐鹿中,又只好眼巴巴地屈居在野党的地位了。不过话虽这么说,工党也不是毫无得分可言。他们在苏格兰和北方的其他地区却获得了显著的进展:比起上一次(1983年)的大选,这次总算是个赢家,即多得了20席。金诺克在聊以自慰之余,不无苦涩地表示,在英国南富北贫的“分裂鸿沟”显得更深更大了。

  在1987年的英国大选中,输得最惨的当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盟,他们一共只获得了22席,令两党领袖欧文和斯蒂尔大失所望,至为震惊。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败绩在英国人眼中至为醒目。6年前,社会民主党的“四大天王”欧文、威廉斯、詹金斯和罗杰斯刚从工党中分裂而出时,曾经不可一世,大有气壮山河、一主沉浮的气概。那时,撒切尔首相的政局不稳,党内派系倾轧,内部团结很成问题;而工党刚刚在大选中遇挫,一蹶不振;那时,新生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联盟,使人耳目一新,认为他们作为一股代表“中间势力”,有希望把保守党中的左翼人士和工党里的右翼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麾下,向英国几百年来的两党并峙(先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紧接着是保守党和工党)的一统天下,发起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因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现在该是“三党体制”取代“两党体制”的时候了。

  对此,撒切尔夫人以其独特的、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不可能有“三党体制”并存的局面,因为在英国只能是“新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作为“第三党的联合党”,既不标榜“新保守主义”,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那他们就别无自己的政治纲领了。“铁娘子”由此得出结论,她和她的保守党只面对着一个劲敌,那就是工党和工党的“社会主义”以及其支柱——工会组织。

  由于对大选具有必胜的信心,所以撒切尔夫人在大选前夕反倒泰然自若,显得不把大选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大事来抓,因而照旧忙她的国际事务。就在大选前夕,撒切尔首相还是参加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会议还没开完,她就急着赶回伦敦迎接选举的结果。大选一完,“铁娘子”当即宣布内阁名单,又风风火火地赶回布鲁塞尔开会去了。那里正期待着她在欧洲共同体的财政摊款问题上作出和解的姿态哩。这样,在1987年的6月中,撒切尔夫人不仅创造了一大奇迹,成了英国150多年来第一位连续赢得首相宝座“三连冠”的人,而且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会议上大出风头,使参与这两个国际会议上的男士也不由肃然起敬,对她那女性的魅力、巾帼的意志和首相的智慧大为倾倒。

  1987年英国大选才揭晓几小时,撒切尔首相就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第一位外国记者——美国《时代》周刊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克里斯多夫·奥格登。“铁娘子”着重谈到了两点:一是国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推动“私有化”政策向纵深发展,要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都能享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权利,使“每一个挣钱的人都成为产权人”;二是国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奉行“亲美”政策,因为她“倾向于把美国看做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因为她赞赏“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对自由的热爱”。

  当奥格登问到她:“是否在考虑第四次连任”时,她的回答是:“四五年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拿不太准。”表示“要把在选举中提出的政策付诸实施。”

  而当奥格登问到她希望人们如何“评说”她时,撒切尔夫人的答复是:

  “希望人们说,我们有勇气处理其他政府绕开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把一个走下坡路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再度为自己的创业精神而自豪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国和有影响的民族足以引为自豪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使英国的特点重新恢复了活力。”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为自己勾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撒切尔夫人还必须准备走一段漫长的道路:她还要再接再厉、寸步不让地同工党对着干,用她的话说便是“使工党作为一支选举力量从英国政治中消失掉”;她还要继续限制英国工会的活动,通过进一步立法,规定工会领导人每隔5年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一次,并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工会。

  的确,第三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撒切尔夫人在一阵欢呼声浪过后,有理由为自己的宏伟蓝图而自豪:她觉得在这个多事的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事情等着她去做,还有不少的挑战等着她去应付。

  瞻前顾后,撒切尔首相在赢得第三次大选胜利后,既深感自己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也为第一和第二任期内经济改革所结出的硕果而自豪:从1975年她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算起,到1988年,她作为一个全英国和世界级的政治家已整整13年了,而1988年又是英国经济自1981年5月处于“低谷”之后,进入持续增长的第八年。这一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为3.8%,而当时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3.5%。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次。有人据此认为英国再次成了“西欧经济的火车头”。此外,一直困扰着撒切尔夫人的失业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1988年英国的失业率降到了7.5%,是198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1987—1988年财政年度实现了18年来的第一次盈余,更使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大获全胜。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是4.4%,比1985年高出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同1980年的18.1%相比,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三次蝉联首相一职之后的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去了白金汉宫,向女王呈上了她那新内阁成员的名单。几位主要大臣依然留任,他们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和国防大臣乔治·扬洛。而耐人寻味的是,原罢黜的阁员塞西尔·帕金森又被重新延揽入阁,被任命为能源大臣。这是因为帕金森很有才气,又是在政见上坚决支持撒切尔夫人的重要亲信。

  组建新内阁之后,撒切尔夫人又着手执行她那雄心勃勃的第三任首相期间的重大使命了。

  2. 冷战终结——执意影响国际事态的发展

  1993年,撒切尔夫人在熬过近3年下野的寂寞时光后,终于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该书记载了这位“铁娘子”的政治发迹和最辉煌的时刻,突显出了她毕生的豪情壮志;表达出了甚至在她于1990年11月下台之后,仍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书中有这么一小段,谈到了她对布什总统当年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不那么苟同,仍然兜售她那“已被强化了的冷战斗士的保守的道德观”。书中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世界新秩序’的世界被证明处于一个危险而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在那里,已被强化了的冷战斗士的保守的道德观再次被发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我担任首相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中,尽管国内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我仍然再次发现我正处于国际事件的中心点上,并以我更新了的能力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为了英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为之毕生奋斗的信仰。”

  那么,什么是这位“铁娘子”的“更新了的能力”,她又是怎样去“影响事态的发展”的呢?且看如下几个方面:

  继续维持同美国里根行政当局的“特殊关系”,对其继任人布什总统并不那么热衷于“英美特殊关系”有几陷“孤掌难鸣”之慨。

  1987年6月英国大选胜利后的第六天,即6月17日,撒切尔夫人便带着“三连冠”的喜悦心情,从伦敦飞赴华府,要跟她的老朋友里根总统分享她胜利的自豪,就便与对方讨论美苏之间即将达成的“中导协议”及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政策的影响问题。

  谁知飞抵华府后,却发现她心目中的“强人”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神摇意夺,“目光呆滞”。原来当时的里根总统正给“伊朗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联系到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的尼克松总统,“铁娘子”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不同一般。

  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治家的品质遭到人们的怀疑或非议时,日子就极不好过。当年的尼克松总统因被牵涉到共和党在“水门大厦”进行窃听与盗窃的非法活动,几乎遭到国会的弹劾,不得不悻悻地挂冠而去。“莫非里根总统也会步其后尘,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女首相不由一阵心悸。

  这里,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当年的“伊朗门事件”的前因后果。

  1979年之前,伊朗当时还由巴列维国王统治着,伊美关系异常密切,伊朗一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霍梅尼。同年,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60多名美国人作人质。伊方要求美国把在美治病的已遭废黜的前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美方卡特行政当局虽曾组织了一次营救人质行动,但归于失败,于是两国交恶,并于1980年断绝了双边外交关系。里根总统在1981年初上台前夕,伊朗政府虽然释放了被关押444天的美国人质,但美伊两国关系迄未修复。美方把伊朗视为多起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

  到了里根步入二任总统的中期(1986年底),媒体爆出了一则为举世震惊的新闻:美国正悄悄地通过秘密渠道,向“两伊战争”正酣中的前死敌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伊朗政府说服黎巴嫩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释放被扣押在贝鲁特的又一起美国人质。事情还不止此,这笔出售武器的钱接着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秘密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而这两起大事,都是在美国国会和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

  这则爆炸性新闻一经揭发,立即在国会和民众中闹翻了天,声讨的矛头直指里根政府和里根总统本人。来势汹汹,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其猛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炮轰尼克松总统。尽管总统特别三人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的联合调查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宣布里根总统与此事无关,不能确定有渎职违法行为,但不少人仍然不相信这样的调查结果。里根总统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的信誉也遭到巨大的打击。传媒发表的尽是对他的“残忍而又轻蔑”的评论。

  面对里根总统那嗒然若丧、束手无策的痛苦表情,“铁娘子”简直感同身受。她心目中的那尊坚不可摧、刚毅沉雄的“偶像”碎裂了。她不由感慨万端,忿然写道:

  “对一个正直男子来说,没有比发现他的诚实成了问题更能伤害他的了。这使我异常气愤。我决心做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里根总统从这股浊流中摆脱出来。它已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人的忠诚问题。作为世界上这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有18个月的任期。他的权威不受损伤符合我们的利益。”

  撒切尔夫人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政治家,她也就开始了“帮助里根总统从这股浊流中摆脱出来”的行动了。

  首先,她给里根总统及其夫人南希打气鼓劲,要他们鼓足勇气,面对现实,不为铺天盖地的“浊流”所困扰,继续为美国人民效力。

  其次,她利用自己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影响和女性魅力,来为里根总统评功摆好,赞扬他的为人风格和执政业绩。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栏目采访时,还给情绪低沉的美国公众大声喝彩。这位“铁娘子”振臂疾呼:

  “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更加乐观一些!美利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有一位伟大的总统、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未来。”

  正因为“铁娘子”自告奋勇,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里根总统”,所以对缓解这位身陷“伊朗门事件”中而不能自拔的总统倒真有作用。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撒切尔夫人的电视采访播出之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对撒切尔夫人那充满激情的讲话表示了由衷的祝贺。撒切尔夫人一回到伦敦,当天晚上她就接到了里根总统通过越洋电话传来的高亢的男低音,对首相“拔刀相助”的隆情美意表示了衷心的铭感。电话筒里还传来了一阵阵长久的欢呼声,原来那是美国行政当局的官员们的齐声欢呼,当时里根总统正在他那椭圆形办公室主持内阁会议。从这些迹象看来,“铁娘子”的苦心孤诣并没有白费,她的“决心’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西洋两岸的首脑又留下了可喜的一页史实。

  当然,撒切尔夫人此次华府之行决不止是来“帮助里根总统”摆脱“浊流”的,她的主要目的是想抓住里根后半截子任期,在美苏正式裁减核军备之前作出有利于英国和西欧的安排,从而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全世界。众所周知,1987年正是美苏即将签署“中导协议”的关键时期。按照撒切尔夫人的意图,她希望美苏“中导协议”的“零点方案”仅限于裁减陆基中程导弹,而将美国的潜射巡航导弹和F-111轰炸机的指挥权划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管辖,以作为裁减美国陆基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补偿。同时她还坚决主张更新部署在西德领土上的短程导弹,使这种战术核武器现代化。为此,她鼓励里根总统不仅要拒绝苏联关于裁减短导的新的“零点方案”,又要顶住西德的中立主义倾向和力求在欧洲裁减短导的压力,以保证人们对北约国家的“灵活反应”战略不会产生疑问。此外,撒切尔夫人还想敦促里根加快更新美国的FOTL远程导弹系统,争取在90年代中期予以部署。

  常言道,两虎相斗,群羊受惊。两个超级大国关于核裁军的谈判,不能不牵动着这位以美英和英苏“中间人”自居的撒切尔夫人的敏感神经。通过在西欧部署美国的巡航导弹和潘兴式导弹,西方终于迫使苏联坐到谈判桌前来,同意撤除它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由此看来,“中导协议”的即将签署,表明了它是西方多年来不断努力的可喜成果。但是,这个《协议》既是一个金蛋,又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撒切尔夫人的眼里,如果此行不能使美苏“中导协议”的裁减范围仅限于陆基导弹,如果不使部署在西德领土上的短程导弹现代化,那就会使西欧与北约分离,让西欧暴露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占优势的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面前而无能为敌,而北约国家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就将成为一纸空文,特别是英国驻西德部队就将失去核保护伞而难以存在。所以说,美苏核军备的谈判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安全利益,作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是不能置之不理、等闲视之的。其实,“铁娘子”并不急于推动核裁军向前发展,她认为核武器的“相互毁灭”论不仅遏阻了核大战的爆发,而且是对常规战争最有效的威吓手段,是二战以来欧洲得以相安无事的重要因素。所以论者以为撒切尔夫人所执意追求的,就是要在美苏业已开始的裁军进程中不使美国人受骗上当,使英国和西欧不至于被“出卖”。落得个被动和挨打的局面。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启程赴美签署“中导协议”途中,接受了撒切尔首相的邀请先去伦敦稍事停留,在诺顿与她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两国首脑重点就拟议中的削减战略军备问题交换了意见。撒切尔夫人还以其直言不讳的一贯性格提出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苏联的“人权”问题。

  “铁娘子”甚至提醒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将有助于里根政府克服国会中的障碍,使即将签署的“中导协议”顺利通过。

  戈尔巴乔夫的飞机一离开英国,撒切尔夫人立即通过热线电话把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情况向里根总统作了通报。这样,1987年12月的美苏领导人的会谈进行得非常成功,气氛友好而又热烈。

  从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以“中导协议”的签署为契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当年5月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从此,东西方的冷战也就开始结束了。

  由于看到地平线上已呈现出终结冷战的一线曙光,撒切尔夫人更是信心十足,执意要把英美“特殊关系”当成其外交政策和西方国家联盟的基石。

  1988年3月,北约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它们6年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法国总统密特朗也翩然莅会。这是自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22年来法国首脑第一次出席这类的会议。

  “中导协议”的签署和戈尔巴乔夫对西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和平攻势之后,不仅欧美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而且西欧国家内部也增大了分歧。例如西德总理科尔就不认为有必要使北约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短导现代化,但仍然主张避免短导的“第三个零点方案”和非核化;而外交部长根舍则持与总理科尔相反的观点。这是因为,西德位于西方与苏联对抗的最前沿,因而也最容易遭到核打击的危险,西德政治家们不能不对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攻势作出积极的响应。

  好在这次北约首脑会议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基本上反映了英美的主张,显示出北约的团结一致。这是撒切尔夫人从中努力、消除分歧的结果,也是英美两国首脑通力协作的结果。撒切尔夫人感到遗憾的,是西德领导人不放弃在东西方的常规军力达到基本均衡和对化学武器有明确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在欧洲举行削减短程核武器谈判的主张。

  1988年5月底,里根总统启程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撒切尔夫人对这位美国首脑作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把握住北约能够进入短导谈判的前提;二是在就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时,美方不宜操之过急。对此,里根总统均有同感。由此,撒切尔首相也感到收获颇丰,因为她意识到英美再次“结为一体,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接踵而来的更为复杂的裁军谈判”。

  1988年6月2日,里根总统在对苏访问完毕之后,立即匆匆飞抵伦敦,向撒切尔首相通报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情况。里根让这位“铁娘子”知道,他没有就战略武器会谈作出让步,并断然拒绝了苏方要求把海基巡航导弹也包括在协议之内的建议。里根还告诉“铁娘子”,他在人权问题上向苏方发动了攻势,在“星球大战计划”上也拒不让步,等等。这几个要点,都是撒切尔夫人所梦寐以求的,里根总统总算不负所望,做到了她一心想要做到的事。

  这次访问伦敦,里根又发表了讲话。他又重申了他在1982年对英国上下两院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里根主义”的要点,并对“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了更为乐观的态度。里根总统在过了6年之后又重返伦敦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在访苏之后对正在急剧变化着的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发起的重大攻势之撒切尔夫人对里根的这次讲话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她把它称为“最具典型意义的攻势之一”。联系到后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位“铁娘子”不无得意地说:“无论是他还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如此接近胜利;但是很清楚,我们一直为之战斗的‘民主化的十字军东征’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展。”

  5个多月之后,曾经在伦敦壮怀激烈、慷慨陈词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即将任期届满,而10天前刚拿到白宫金钥匙的前副总统乔治·布什行将“践祚”,正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1988年11月18日,美国首都白宫举行了一次盛大晚会。与会的除了驻华府的各国使节和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外,还有12天前结束波兰之旅、远道赶来欣临盛会的撒切尔首相。她向8年来共同构筑并不断加固英美“特殊关系”大厦的“老战友”话别,向新当选的总统布什致贺。宾主在晚会上敞怀欢叙,共同为英美关系的牢不可破举杯庆祝。

  但是,曾几何时,英美“特殊关系”在布什总统就职之初,即开始面临着重大挑战:撒切尔夫人与前总统里根一致决定拒绝苏联关于裁减短导的“新零点方案”,以及尽快更新业已部署在西德的短导,先是遭到蒙受国内越来越大政治压力(即西德人民不主张对苏过于强硬,惧怕核冬天的降临)的科尔总理由持异议到坚决抵制,紧接着1989年4月在布鲁塞尔为纪念北约成立4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布什也一反常态,不仅改变了以前同英国在短导问题上的相同立场,对西德作出了让步,而且提出了一个全面、大幅度地削减欧洲常规军备的方案;放弃不与苏联谈判削减短导的立场;甚至不再坚持立即作出短导现代化的决定,他同意西德总理科尔的建议,将短导现代化推迟到1992年再议,等等。听着布什总统的发言,撒切尔夫人大感意外,开始有了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由于其他西方各国首脑都不反对同苏联就短导问题展开谈判,惟独这位“铁娘子”仍然坚持原来的强硬立场,即力图避免新的“第三个零点方案”的出台,防止欧洲非核化。看来,这种强硬立场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已形同“强弩之末”,不再起作用了。这样,英美关系正在有失所恃,冰山难靠。这样,西方阵营内部也在缓慢分裂。这时,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撒切尔夫人显然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而为了维护北约表面上的团结,她又不得不接受既成的现实,同意大家所达成的一致。这次首脑会议还提出了北约90年代的新战略,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军事遏制为主到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发动以政治和经济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攻势。

  北约首脑会议开过才一个多月,1989年5月31日,布什在美国缅因州的一次讲话中,又把西德称为“领导伙伴”。显然,布什总统的观点大异于其前任里根,他似乎是在把美德关系置于美英“特殊关系”之上,这是最令“铁娘子”所不能容忍的一个现实。

  1989年夏,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巨变:继团结工会在波兰6月的大选中取得胜利之后,匈牙利也加速了其本国的自由化进程,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边界,大批东德“难民”纷纷涌入西欧诸国;成千上万的人口流失和汹涌澎湃、有增无已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导致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下台;同年11月10日,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紧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土崩瓦解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被处决,东欧国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大异其状、无复旧观了。

  东欧各国的剧变,表明苏联的解体已在所难免。撒切尔夫人面对这目不暇接的风云变幻,自然感到欢欣鼓舞。这时,从政治家的敏锐感觉出发,她已在深入思考北大西洋公约的去向了。必须强调一点的是,这位“铁娘子”对北约前景的思考的确具有超前性的“先知先觉”:她不仅坚持北约要实现核武库的现代化,反对更改已实施了40年的“灵活反应”战略,而且主张扩大北约的作用和范围。她在1990年6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上,曾对这一系列“先见”作过精辟的论述和发言。撒切尔夫人说道:

  “北约应更多地考虑来自其他方面对我们安全构成的威胁吗?没有这样的保证,即我们的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会在想象中的穿越中大西洋的某条线上停下来。……在下一个世纪,我们将再次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伴随着高精武器和军事技术在中东这样地区的扩散,对北约领土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多地来自欧洲以外。针对这一背景,对北约国家来说惟一深谋远虑的做法是保持发挥多种作用的能力,维持更为灵活的和多种多样的军事力量。”

  果不其然,两个月之后,即爆发了海湾战争,北约面对的已不是冷战时期来自苏联和华约诸国的威胁,而是一场新的严重挑战了。

  此前的1990年4月13日,英美两国首脑在英属百慕大群岛①的哈密尔顿举行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布什和撒切尔夫人都希望由英国主持召开一次北约首脑会议,讨论未来的战略问题。此外,双方都明确支持戈尔巴乔夫,并强调继柏林墙倒塌后统一的德国应当成为北约的一部分。这次百慕大的英美两首脑的会谈虽仅持续了4个小时,但因为它是在美苏首脑于5月末会晤之前举行的,所以英美“特殊关系”(即事先两国首脑沟通、定调)此时又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①百慕大群岛位于北大西洋中西部,距北美大陆约928公里。由120多个小珊瑚岛组成,仅20个岛有居民。面积总计53平方公里。首府哈密尔顿。

  1990年7月5日,伦敦的北约首脑会议在经过两天的讨论和磋商后,于7月6日闭幕。会后发表了《伦敦宣言》。正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的,这次会议是北约“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伦敦宣言》呼吁苏联和华约成员国与北约缔结一项“互不使用武力”和“不再相互敌对”的联合和解声明,并为达成欧洲常规裁军协议原则上确立了日程:力争在第一年内就签订第一阶段裁减欧洲常规力量条约。这次北约首脑会议还提高了核门槛,重新确立了使用核武器的底限,同时强调在常规力量取得低水平均衡的条件下,不把使用核武器当做对付大规模常规进攻的首要选择,从而减少了对核武器的过分依赖。

  撒切尔夫人对以美国建议为蓝本的《伦敦宣言》持有若干保留。这位“铁娘子”认为《宣言》改变了北约奉行多年而且行之有效的“灵活反应”战略,认为把核武器作为“最后使用的武器”,到头来将会瓦解北约使用短程导弹的可信度。她在其《唐宁街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应该继续坚信北约核武器已被验证了的作用,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我们正在滑向(虽说还没有达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致命立场。这一立场一直是苏联的宣传工具所坚持的。这样的调整将把我们的常规力量置于无力反击他们数量优势的位置上。”

  对苏联克里姆林宫一老一新的权力中心的信任天平开始偏移,并最终发生了倾斜。但是,撒切尔夫人却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全力支持戈尔巴乔夫。

  随着苏维埃大国广袤领土上空冉冉升起戈尔巴乔夫这颗“政治明星”起,撒切尔夫人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立即捕捉到了它的星空坐标。此后,两人通过官方邀请或便道访问等途径,开始了你来我往的“私人外交”,在友好会谈、伴随唇枪舌剑的交锋中,逐步将东西方的鸿沟填平,促成了“缓和”,在地平线上露出了曙光。撒切尔夫人在这方面起到了“中介人”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可取代的。

  撒切尔夫人常就人们所议论的她最先“发现”了戈尔巴乔夫这一事实进行了解说,大意是她并非凭本能喜欢某人或讨厌哪个,而是因为在苏联,没有谁能比戈尔巴乔夫更好地推进正在实施的改革。她说道:“我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的垮台……但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演变。”其实,这位“铁娘子”所津津乐道的“和平演变”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早就祭起了这一法宝了。不过,这里却道出了她的两个主要“隐忧”:一是这种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会激起苏联军方强硬派对改革的干预;二是民族矛盾会造成流血冲突与苏联解体。而撒切尔夫人则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最有可能抵御这两种威胁的可信者。

  其实,1990年苏联正处于解体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却并没能如撒切尔夫人想象的那样阻止“解体”的进程:继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后,戈尔巴乔夫的中央政府正在失去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但就是这样,“铁娘子”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表示要全力支持这颗在前苏联大地上空已摇摇欲坠的老“明星”。

  正当这一历史关口,叶利钦已在逐步走向俄罗斯权力的中心舞台。不过,当时西方对这位身躯魁伟、白发毵毵、有着斯拉夫人大方脸膛儿的苏联政坛冒出的“黑马”并不怎么看好,他甚至被西方媒介讥为一个“小丑”。

  1990年4月27日,这位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到伦敦访问。撒切尔夫人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因为她曾一度寄希望于这位正在崛起的新秀能协助戈尔巴乔夫稳定政局,一道推进苏联的改革。为了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的承认,这位“铁娘子”事前曾将她要接见叶利钦的事通报了这位苏联的在职总统。撒切尔夫人与叶利钦只会谈了45分钟,她立即对贵宾刮目相待,觉得他不仅不是什么“小丑”,而是更能代表苏联未来的一颗新“星”。此后,戈尔巴乔夫这颗老“星”在“铁娘子”的眼里,似乎失去了往日那熠熠生辉的光华了。这是因为,叶利钦当时向她痛陈了苏联业已暴露出来的弊端和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的局限性,等等。这使撒切尔夫人通过短时晤谈,“不仅看到了叶利钦,而且从一个新视野看到了苏联的根本问题”。后来,当撒切尔夫人在百慕大同布什总统会面时,她把自己对叶利钦的良好印象向他作了转达,不过当时布什对叶利钦仍激不起多大的好感。

  1990年6月7日深夜,撒切尔首相又仆仆风尘去苏联访问。这是她以英国首相身份最后一次访问该国,虽说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保守党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铁娘子”自信还足以驾驭整个保守党和国内政局,所以照旧把她的颇大精力和较多时间放在风云莫测的国际舞台上。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早晨,撒切尔夫人应邀与戈尔巴乔夫共进午餐。在餐桌上,这位久经政坛拼杀磨练的“铁娘子”察觉戈尔巴乔夫已失去了昔日的热情奔放和豪迈气概,也许他正在为自己的权力被叶利钦点滴地蚕食掉而忧心忡忡。一阵寒暄和一番鼓励之后,撒切尔夫人立即切入话题,劝说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再过4个月即将统一的德国为北约一部分的安排。当时这位苏联总统虽然还没有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但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宣布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一部分是可行的。

  这次访苏期间,撒切尔夫人还专程去乌克兰首府基辅访问,同时去参加一个英国援建的小学开学典礼。此外,她还会见了苏联军界的领导人。

  三个月之后,撒切尔夫人又离开伦敦,先后访问了已经发生剧变的前华沙条约缔约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冷战虽已终结,这位“铁娘子”仍不惮劳苦,频频出访,执意要影响国际事态的发展。

  撒切尔夫人在其第三届首相任期内,不仅竭力维护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监控美苏核军备裁减的进度,不断协调北约国家日益明显的内部分歧,而且把她那执意要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触角伸到了东欧诸国,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波兰。

  早在1988年11月,“铁娘子”接受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早些时候发出的邀请,来到波兰进行访问。当时的波兰因为“天主教信仰、民族意识和经济崩溃”三者纠结在一起而政局日趋动荡。此时此情,她来波兰访问,是有特定目的的。她的意图所在,说穿了就是“想打开这些国家的大门,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面对西方的影响”,亦即是想继续推行她1984年在匈牙利开始的对东欧国家“施加压力”的战略。

  在这次访波期间,撒切尔夫人会见了波兰新任总理拉科夫斯基,双方举行了简短会谈;接着她又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铁娘子”在与波兰领导人的会谈中,敦促他认识“团结工会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会,它是一场其势力不容否认的政治运动”,指出“波兰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的,而且必须与之进行谈判”。

  接着,撒切尔夫人飞往格但斯克,先是和雅鲁泽尔斯基一起,向在1939年波兰抵抗德军入侵第一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墓敬献了花圈。随后乘一艘海军小艇抵达格但斯克码头,受到码头工人的热烈欢迎。接着,她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的陪同下,向码头工人纪念碑献了鲜花。随后撒切尔夫人便同瓦文萨等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这位“铁娘子”面授机宜,宣导团结工会要有效地运用合法手段参与波兰的变革过程。她随后又与瓦文萨共进午餐,还被邀请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参观。

  对瓦文萨与格但斯克的专访和参观,是撒切尔夫人这次波兰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在尔后与雅鲁泽尔斯基会谈时,“铁娘子”要求波兰当局正式给予团结工会以合法地位,并敦促他尽快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议。雅鲁泽尔斯基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就在撒切尔夫人即将登机飞返伦敦时,却出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只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乘车疾趋而来机旁,车上跳下来手捧一大束鲜花的将军。他是特来为“铁娘子”送行的。

  雅鲁泽尔斯基这一异常的举动,即预示着波兰政府已经开始向西方作最后的让步了。英国首相回国才一个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全会宣布承认团结工会为波兰合法组织,并开始了波兰政治多元化的进程。紧接着,团结工会决定参加政府召开的圆桌会议,甚至成立了“全国公民委员会”,以作为波兰影子内阁的雏形。1989年2月,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次波兰的圆桌会议实际上起到了制宪会议的作用,因为它确立了波兰新政府的产生方式与基本原则。4个月之后,波兰举行40年来的头一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在决选中大获全胜。这样,波兰便成为东欧第一个“和平演变”了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战略,在她1988年11月对波兰的专访中已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了。

  伴随着波兰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取得大选胜利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个地先后“和平演变”了过去。对这样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变化,撒切尔夫人在目不暇接之余,既有喜来又有忧。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华约国家“不战自溃”,忧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

  原来,在撒切尔夫人“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总战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国的迅速统一。她甚至认为,一个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德国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宁街岁月》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并不相信集体犯罪:在道义上应该为他们行为负责的是单个的人,但我却相信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民族特性。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也许部分地是因为民族统一来得这么迟),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德国的近邻,如法国人和波兰人,远比英国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美国人不一样;而相同的关心则经常使德国的近邻忍不住从看似麻木的言论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他们需要德国人的信贷和投资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许最早意识到这个‘德国’问题的是现代德国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坚持德意志不应成为能够以牺牲别人换取自己利益的大国。德国人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识的极端痛苦。如我曾论证的,这就是许多德国人为什么真正地(我相信是错误地)想要德国被限制于一个联邦式的欧洲之中。事实上,德国更愿意在这个框架之内发挥支配作用,因为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简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欧洲之内只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角色。进而言之,德国人总是盯着东面和西面,尽管体现这种趋势的现代方式是其经济扩张,而不是领土侵略。这样,就其本质而言,德国在欧洲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只有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和政治介入和欧洲另两个最强大的主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紧密关系才能够平衡德国的势力。”

  撒切尔夫人在这里把统一的德国视为欧洲的“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这种忧深思远的话当然不是空口无凭,因为“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说穿了,“铁娘子”是怕两德迅速统一后,又重蹈其“领土侵略”的老路。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忧虑,在1989年9月东欧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发生之前,在从日本访问的归途中去莫斯科会晤戈尔巴乔夫时,也直言不讳地表露无遗了。她对戈尔巴乔夫说道:“尽管传统上北约一直声明支持德国统一,但实际上我们是相当担忧的。”戈尔巴乔夫对此也自然心领神会。撒切尔夫人至此不由兴高采烈地表示:“德国邻国们的利益和其他大国的愿望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但是,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撒切尔夫人正在努力“影响”两德迅速走向统一的同时,东西方的几个大国纷纷“易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了换取来自西邻的一笔巨额援助,公开表态支持德国人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权;美国总统布什为了削减成天文数字的防务开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也不反对两德尽快统一;法国总统密特朗表面上虽与撒切尔夫人唱一个调,但骨子里却对严酷的现实作出了让步;至于西德总理科尔更是把暗中阻挠两德迅速走向一体化的不列颠首相视同寇仇,他公开声明:“东德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和“德意志整体统一的问题”都是“德国问题的核心”所在,是两德人民的“自由”,“无需别人的劝告”。

  最后,撒切尔夫人在反对两德统一的问题上只落得个“孤家寡人”、孑然无助的下场。科尔总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只专注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而有意无意地冷落英法等欧洲盟国。

  1990年10月3日,这个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从此时此刻起,撒切尔夫人对欧洲的前景就更加担忧,这也就构成了这位英国女首相拒绝让英国加入欧洲货币同盟、反对欧洲成为“联邦制合众国”的政策基础。殊不知这也就埋下了她与其内阁成员在欧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并最终被撵下首相宝座的种子,从而给这位以强硬作风著称的“铁娘子”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灾难。